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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在上海邑庙区复兴东路一户石库门宅第里的康太太有个习惯，每年冬季结冰的第一天，要烧一壶开水去弄堂口去浇那个业已冻住的公用自来水龙头，然后吩咐家里的娘姨赵妈，去菜市场买一些肉馅，包一顿馄饨吃。

1949年12月1日，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，第一次结冰。康太太一早发现毛巾已经冻成硬条条，便吩咐赵妈烧开水，去弄堂口浇自来水龙头。

赵妈浇完自来水龙头，按照康太太的吩咐，拎着篮子去菜市场买上好的肉馅。赵妈回来的时候，她的女儿洁珍已经去上学了，赵妈简单收拾一下，和面擀皮，然后就和康太太一起包起馄饨来。

馄饨刚包好，外面有人敲门。赵妈去应门，门外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，说是电灯公司抄火表的。赵妈把门开一条缝向外看了看，门口站着一个身穿电灯公司工作服的男子，此人肩挎帆布工包，戴着白纱手套，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脸上还戴着一个大口罩。赵妈觉得这个抄表工把自己捂的太严实，但又认得电灯公司那身工作服，于是没有多想，便开门让他进来了。

不料，这个抄表工刚进门，从旁边弄堂里又飞快地溜进来一个人，跟着就进了天井，这人除了没有穿电灯公司工作服，其他装束跟敲门的抄表工一样，头上戴着一顶长舌檐的蓝色帆布工作帽，脸上戴着口罩。

以前电灯公司抄火表，一起来两个人也是常有的事，只是不见戴口罩。赵妈觉得有些奇怪，盯着两人上下打量，正想开口询问，突然，她的太阳穴受到猛烈一击，跟着眼前一黑，便瘫软倒地，失去了知觉。

康太太在厨房里隐隐听到动静不对，大声问赵妈，谁来了？有什么事？问着，康太太便向外走，刚走到厨房门口，即遭那两个不速之客堵住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对方一把卡住脖子，做声不得，随后被拖进客厅，和赵妈一起绑在八仙桌上，嘴里塞上了抹布。

康太太意识到家里遭了劫匪，下意识地朝卧室里看了看。

两个劫匪像是非常了解康太太家，两人闯进康太太卧室，很快就将康太太的二十两金条、八件黄金首饰、一百多枚银洋、二百四十万元现钞（旧版人民币，合新版人民币二百四十元）以及一个内有一千六百多万元的存折洗劫一空。

两个劫匪掠得财物返回客厅时，客厅里的那口落地大座钟刚好敲响十下。

按说，劫匪入室抢劫，得手之后应该迅速逃离现场，但这个两个劫匪显得非常的老道、嚣张，康太太听见一个带上海西郊口音的劫匪说：“走吧”，但另一个操本地沪语的却说：“不急，她们不是裹了馄饨吗，吃碗馄饨，弄干净了再走。”

说完，两个劫匪进了厨房，自己动手煮起了馄饨。

一人吃完一碗馄饨，其中一个劫匪竟然抄起拖把，在楼上楼下搞起了清洁卫生，另一个劫匪更加怪异，康太太隐约听见他拿着夏天用来灭蚊虫的喷筒，在“滴滴涕”的喷着什么。

还好，两个劫匪没有加害她们的意思，做完这些，其中一个劫匪把拖把留在天井里，两人像抄完火表一样，镇定自若地带上门，走掉了。

两个女人使劲挣脱，但劫匪的绳索将她们捆绑得太紧。

赵妈对康太太说：“太太，你别伤着自己，洁珍中午放学，马上就回来了。”

康太太听到赵妈的话，叹息一声，然后抽泣起来。

大约半个小时过后，正在读初一的洁珍中午放学回来了，她用钥匙打开大门走进客厅一看，不禁惊叫起来，她顾不上动手帮两人松绑，立即奔到门外狂呼“救命”，邻居、路人闻声聚拢过来，有人随即奔向附近有电话机的商店向公安局报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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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12月的上海，刚刚解放半年，治安情况十分严峻，政治、刑事案件频发，抢劫案尤甚。据相关档案记载，从1949年6月至12月，全市共发生抢劫案七百多件，平均每月一百件不止，每天平均发生三四件，最多时一天发生十六件。

因为抢劫案每天都在发生，当上海市公安局邑庙分局接到报案时，起初并未感到特别意外。但是，当刑警赶到现场初步了解案情后，还是吃惊不小。一是案值巨大；二是劫匪作案手段、认定目标的准确、登门入室的伎俩、不留痕迹的专业，抢劫后吃了馄饨再走的从容，无不显示出这是一伙经验老到、气焰异常嚣张的劫匪，绝非小毛贼可比；三是劫匪抢劫后竟然在客厅门上留下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红桃图案。这个红桃图案，是用预先准备好的模子按在门板上，然后用红色颜料喷上去的，康太太听到其中一名劫匪用喷筒喷出“滴滴涕”的声音，并不是在灭蚊虫，而是在留记号。那个年代，刚刚解放，人们都还有朴素的旧社会意识，劫匪行凶抢劫留记号，这意味着社会上出现了江洋大盗，弄不好就会掀起血雨腥风，所以看到这个红桃图案，所有人的神经立马就绷紧了。

鉴于案情重大，邑庙分局领导当即决定组建专案组，同时向市公安局刑侦处报告该案情况。

邑庙分局组建的专案组由四名刑警组成，刑警队副队长辛强担任组长。下午两点，专案组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，会上，专案组组长辛强提出了一个看法，康太太家境富裕，劫匪对此非常清楚，所以我们有必要仔细了解康太太的背景，也许她的背景里隐藏着关于劫匪的线索。

专案组成员何守杰说，据康太太说，劫匪的声音很陌生，她并不认识。

辛强说，不认识不代表没关联。我们专案组有四个人，接下来的侦查我们分四个方向展开：一是了解康太太背景；二是调查走访现场邻居，争取找到目击者；三是向电灯公司调查工作服，以物查人；四是对银行、首饰店铺进行紧急布控，堵住劫匪取钱、销赃的口子。

通过了解，专案组掌握到，康太太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年，她并不姓康，本名叫刘紫珠，苏州人，十年前，她二十二岁，跟了一个大她二十岁名叫康亮清的资本家。康亮清有大小两房老婆，与她认识一个月后，便金屋藏娇，安排她住进了这座石库门宅第，当时邻居都不知道底细，多年来一直唤她康太太。

抗战胜利后，康亮清去吉隆坡继承叔父的遗产，遗嘱规定他必须定居吉隆坡，因此他举家迁走了。临行前，康亮清将这栋石库门房子送给了她，并且给她留下了若干黄金、现钞，算是对她的一个交代。

自与康亮清被迫分手后，她还是以康太太的名义生活，并没有再嫁人，也没有跟其他男人不清不楚。她的生活圈子很简单，家里除了娘姨赵妈母女，再无其他人，她的房子，自己住一半，剩下一半出租给了一家商行，坐收租金。

辛强问康太太，过去遇到过什么不好的人没有？

康太太说，没有。

辛强又问，你好好想一想，谁了解你的情况？

康太太说，大家只知道我是康太太，我从不讲自己的情况。

康太太背景的干净程度，超出了辛强的预料，就在他感到这个方向走不通的时候，第二起抢劫案居然又发生了。

第二起抢劫案的受害者是一对年逾七旬的夫妇，老头姓张，老太姓郁，夫妇俩是出生在上海的印尼华侨，1947年将经营多年的农场交给两个儿子，回国养老，夫妇俩住在露香园的一套老洋房里，老洋房是祖上传下来的。

这天午后，张老头陪同郁老太去医院看病，回来的路上买了一点熟食，准备晚上下酒。在自家门口，夫妇俩遇到一个与上午康太太见到的同样装束的抄表工，他们未存戒心，开了门就请对方入内了。

抄表工进门之后，从包里掏出的不是手电筒，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。跟着，后面又进来一个同伙。接下来的一幕与康太太的遭遇如出一辙，夫妇俩被合绑在客厅的八仙桌上，嘴巴被抹布堵上，两个劫匪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搜了一遍，将这对夫妇的毕生积蓄洗劫一空。

抢劫得手之后，两个劫匪用拖把抹去作案时留在地板上的脚印，然后喷上红桃图案，临走时还顺走了夫妇俩回家途中买的那包熟食。

邑庙分局接到报案，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。当刑警在现场看到那个红桃图案，再一了解劫匪作案过程，马上意识到“红桃大盗”又出没了，于是立即返回分局，汇报情况。

当天下午，分局领导决定将两个案子串案并侦，仍由辛强任组长的四人专案组负责。

辛强接到通知，第一时间赶到张氏夫妇寓所，详细了解案情。张氏夫妇与康太太一样，背景非常干净，加上“红桃大盗”一天连作两案，并不是专门针对一家，辛强认为劫匪与被劫的这两户人家并无瓜葛，他们是对上海地界熟悉，不是本地人就是在本地落脚已久，不可能是外地人流窜作案。

但是得出这个判断之后，辛强又有些困惑。

在他看来，劫匪作案后专门留下红桃图案，确有江洋大盗的意味，但是这个“红桃”江洋大盗以前为什么没有听说过？按说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上海滩鱼龙混杂，乌烟瘴气，它出没作恶应该更加猖獗，没有道理上海解放了，它反倒冒出来了。

这说明这伙劫匪根本不是什么江洋大盗，它留下“红桃”图案，更多的是一种虚张声势，想误导侦查。想到这里，辛强又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劫匪每次作案都要清除现场痕迹，这种反侦查意识跟所谓的劫匪道行似乎是两回事，大盗都有艺高人胆大的心理，通常不会有这样的习惯，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，这伙劫匪可能有着特殊的经历或者背景······

辛强正琢磨着，另外三路专案组侦查员陆续都回来了。

负责走访康太太邻居的侦查员何守杰报告，他一共走访接触了十二户人家，案发时天太冷，邻居们都在屋里，没人出门，因此没有找到目击证人。

负责布控银行、首饰铺子的侦查员小冷报告，一下午时间太短，没有发现劫匪取钱、销赃。

案子在辛强的脑子里装了半天，几路调查下来，他最看重的是第三路，通过电灯公司工作服追查劫匪。

负责这一路调查的龙野滨自知他这一路的调查十分关键，因此回来之后，将调查情况报告的十分详细。

龙野滨说，邑庙区的电灯公司是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，这个区所有的抄表工都来自华商电气，康太太和赵妈两人都认得华商的抄表工作服，她们确定那名劫匪进门抢劫时穿的就是华商的抄表工作服。

华商电气，创办于民国初期，是一家老牌企业。不过，这家企业的运气有点差，1930年代中期准备扩建，厂房建好了，进口的新机器也到位了，正待安装运行时，日本人打过来了，电厂搬不走，结果被日本人没收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将电厂还给华商，却已是千疮百孔，加上蒋介石发动内战，没有稳定的经营环境，到了1948年下半年，华商已经无法发电，只能向美商电力公司购电，然后用自己的电网向用户供电。

上海解放后，华商总算喘过一口气来，但经营情况依旧不容乐观，因此他们非常注意成本节约，具体到抄表工作服的管理，他们的制度非常严格。

华商规定，抄表班每人只配一套工作服、工作包，统一存放在更衣室，不准带回家。每天上班抄表换上，下班换穿自己衣服。每周末集体清洗，统一晾晒，周一换穿。

辛强问，华商抄表班一共有多少人？

龙野滨说，一共有17人。今天下午，我赶过去的时候，17人都没有出去抄表，全都待在厂子里整理数据，准备报到财务室去结算电费。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可以作证，上班后谁也没有离开过厂子，而且全都穿着工作服。

辛强听了这个情况，马上说，既然抄表班的工作服都穿在17个抄表工的身上，那么劫匪身上穿的抄表工作服就有可能是从华商仓库里流出去的。

龙野滨说，这一点我也想到了，但是我看了华商仓库的账目，库存的工作服、工作包，账目数据相符无误，仓库管理员小王也十分肯定，绝不可能有华商抄表工作服从他的仓库流出去，他可以拿性命担保。

辛强问，仓库保管员可靠吗？

龙野滨说，这个小王30来岁，以前在饭馆跑堂，饭馆老板据说跟国民党保密局有关系，上海解放前携家眷逃去香港了。小王跟华商的一个股东沾点亲戚关系，上海解放后华商招人，他这个亲戚就把他介绍进来当了仓库管理员。通过接触，我认为小王是个老实人，是可靠的。

听完龙野滨报告的这些情况，辛强感到有些纳闷，如果劫匪作案时穿的确实是华商的抄表工作服，而华商抄表班和仓库又确定没有工作服流出，那么穿在劫匪身上的抄表工作服到底是哪来的呢？

辛强一开始没想明白，总觉得忽略了某种情况，但当他无意间摸出兜里那块坏了好些天无法再修好的旧怀表时，他突然就被点醒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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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外滩那口著名的海关大钟刚刚敲响八点的时候，辛强带着龙野滨再次来到了华商电力公司。

昨天接待龙野滨的厂部高管马先生，对于公安的去而复返有些困惑，也有些紧张，他小心翼翼地问，昨天不是已经来厂里查过了吗？我们这里不会有问题的。

辛强笑着说，那层窗户纸昨天没捅破，今天还得接着捅。这样，马先生，还请你带路，我想到你们的抄表班，仔细看看，跟抄表工具体谈谈。

马先生不知道辛强的意思，又不便多问，只一个劲地说，“行的。行的。”

辛强来到抄表班，先去更衣室转了转，他注意到更衣室的门窗紧闭，门上有把大锁，紧锁着。马先生向辛强解释说，我们的管理是很严格的，更衣室的钥匙由班长掌管，别说外人了，就是抄表工进去，也得向班长要钥匙。

辛强点了点头，这就排除了有人偷偷摸摸混进更衣室捞一套行头出去作案的可能。

当天，抄表班一共有九人在厂里，其余的都出去抄表了。从班长开始，辛强找在厂的抄表工一一谈话，一共谈了八个人，他们所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。据班长说，昨天上班前，全班十七个人都已经到厂了，去更衣室换上工作服后，因为不出去抄表，都去了办公室，一直到下午公安同志进厂调查，没有人离开过厂区。

听到这些，辛强并不感到意外，这个时候，他把目光转向了第九个抄表工，他是当时在场的年龄最大的一个抄表工，50多岁，大家都叫他老周，

辛强给老周递了一支烟，招呼他坐下后，问道，“周师傅，你在华商干抄表工，干了有多久了？”

老周说，“民国初期，刚有华商的前身南市电灯厂的时候，我就是抄表工了。”

辛强说，“好呀！”接着便改变了谈话的方式。

辛强先向老周讲了昨天发生的那两起入室抢劫案的大致情况，然后问道，“周师傅，依你看，劫匪身穿的那套行头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老周毫不迟疑地说，“那肯定是从华商搞到的嘛！”

辛强说，“可是现在调查下来，你们厂的抄表工行头没短缺，肯定没有流出去。你们的仓库也查过了，也没有任何问题，这就有些奇怪了！”

听到辛强这么说，老周抽了两口烟，沉思片刻，忽然一拍大腿，“我晓得是怎么回事了！流出去的肯定是瞎子的那套行头。”

这就是辛强此行的目的。

昨晚他的那块修不好的旧怀表点醒了他，华商的抄表工行头，现在没有流出去，不代表过去没有流出去！在场的抄表工查了，还有过往的不在场的抄表工呢？

所以，谈话时，他特意把年龄最大的抄表工老周留在了最后，并且改用了启发式的引导他思考的谈话方式。

据老周介绍，瞎子当初是和他一起进南市电灯厂当抄表工的，比他大三岁，姓陈，名叫大根。其实他不瞎，相反一双眼睛亮灿灿的，视力很好，只是他的老娘双目失明，后来大家都叫他陈瞎子、瞎子。

瞎子嗜酒，好吃肥肉，不到四十岁就患上了高血压，心脏也不好，一遇到梅雨天，天气闷热，他就捂着胸口说“不好过”。抄表工归根结底是穷人，医院轻易去不起，这些年来，他也没去医院看过，都是拖着，熬着，扛着。

今年6月，正是梅雨天。那天，瞎子一上班就说“心里不好过”，班长说那你就不要出去抄表了，留在厂里填写表格吧。瞎子初时是点了头的，但坐了一会儿又说没事了，还是去抄表吧，他负责的地段让别人去抄表，他担心别人不熟悉，弄错。

没有想到，瞎子这一去就出事了，他一头从自行车上栽下来，头破血流，当场昏死过去。当时，正好有一辆解放军的军车经过，人家就把他抬上车送到了小南门大威医院抢救。给他抢救的医生说是脑溢血，得马上动手术。就这样，瞎子被推进了手术室，他那身行头就是那个时候被脱下来，扔到一边的。

当时，情况紧急，乱糟糟的没人在意，后来瞎子没抢救过来，死在了手术台上，更没有想起他那身行头。

得到这条重要线索，辛强立即赶往小南门大威医院，了解瞎子被推进手术室前后的具体情况。

因为时隔不久，大威医院的医生、护士，都还记得半年前抢救瞎子的一些情况。辛强抓住关键，直奔要害，问当天正好在场的护士长，“病人上手术台，身上的脏衣服肯定要脱掉吧，这种活儿你们医院哪个在做？”

护士长脱口而出，“老丁。”

辛强问，“老丁是谁？他在不在？”

护士长说，“老丁是我们医院的勤杂工，应该在的，我现在就去把他喊来。”

老丁是一个操苏北口音，弯腰驼背的中年男人，当得知辛强的来意后，他为难地说，“这个事我不清楚，我是7月7日来上班的，那时上海的黄梅天已经过去了，我没有经手过这么一个病人啊。”

老丁这么一说，几个护士不约而同地说，“搞错了，那时手术室的勤杂工是老德！”

辛强问，“老德人呢？”

护士长说，“老德手脚不清爽，医院已经把他辞退了。”

辛强又问，“老德家住哪里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护士长略带歉意地说，“我们都叫他老德，但他姓甚名谁，住在哪里，我们并不晓得。”

另一名护士说，“老德是解放前来的，听说是院长的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，你可以去问问院长。”

辛强于是赶紧去找医院院长，可院长偏偏那天没来上班，辛强想，一个勤杂工再没人了解，但他总要领薪水吧，想到这个，辛强转身又找到了医院财务室。

医院财务室给了辛强一个惊喜，他们那里不但有老德的姓名，还有年龄和家庭住址——老德，原名何俊德，家住上海市榆林区兴隆街裕富坊。

老德留在医院财务室的姓名和住址都是真的，通过走访榆林分局的管段民警，辛强掌握了老德的相关情况：何俊德，小名老德，二十六岁，出身小业主家庭，本人长期无业，品行不端，自幼混迹于江湖帮派充当小厮，十三岁开始结伙作恶，偷抢蒙骗样样来得，多次被国民党警察局拘留。抗战胜利后，何俊德因犯抢劫罪，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押解提篮桥监狱服刑，1948年11月中旬刑满释放。之后经亲戚介绍在大威医院做勤杂工，不久前因手脚不干净被医院辞退，目前无业。

辛强、何守杰和管段民警赶到老德家，这个混混并不在家，打听了两个小时，这才知道他的下落，将他捉住。

专案组成员何守杰是旧警察出身，看老德一眼，便知道这是个老油子，叫他说实话并不容易。

在分局审讯室，何守杰没有跟他啰嗦，开门见山，异常严肃地向他问起了华商抄表工行头之事。

老德倒没有躲闪，他用玩世不恭的腔调说，有这事，那身行头是我给病人脱下来的，一看血迹斑斑，本想扔掉。旁边有人说衣服实际蛮新的，洗洗干净可以穿的，我就拿去浸在水里了，还有那个帆布包。后来，病人死了，我就把那套衣服和帆布包拿回了家。怎么，没人要的东西，我捡回去，这也犯法了？

何守杰没有理会，马上追问，“那套行头现在在哪里？”

老德说，一个礼拜后我把那套行头连同帆布包，拿到外白渡桥那边的夜市卖掉了，一共卖了两万三千元。

何守杰继续追问，“卖给谁了？”

老德说，黑咕隆咚的，我哪里知道卖给谁了，那地方向来是只认钞票不认人。

查到老德，原以为找到了突破口，结果却是石沉大海，这是最糟糕的，因为无论老德的这个说法是真是假，它都像沉入海底的一颗石子，无法求证它的真伪。

但是何守杰并没有放弃，凭借多年审人的经验，他总觉得老德有不干净的地方，于是换了一个思路，突然严厉地问，“昨天白天你在干什么？”

老德的脸色瞬间有些异样，但随即恢复如常，他故作镇定地回答，“昨天？我去看望了一个老朋友。他叫马志远，住在公平路聚福里，门牌我说不上来了，不过门头是认识的。”

何守杰见老德这么说，没有接着问下去，然后就把老德给放了。

旧警察跟这些混混打交道，有许多的门道。何守杰这个时候故意将老德放掉，并且没有第一时间赶往公平路聚福里找马志远对质，就是他耍的一个门道，目的是为了让老德露出马脚。

通过走访管段民警，何守杰了解到，马志远是个跟老德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，家里是开茶叶店的，按说他这样的家境，过一份体面无忧的生活是不难的，但是马志远天生性劣，结交的尽是地痞流氓、小混混，而且学会了扒窃。

1947年，马志远在“共舞台”扒窃一个阔太太时当场失风，被国民党警察局逮捕，判了一年有期徒刑，关押在提篮桥监狱，他跟老德正是同坐一间班房的狱友。

故意隔了两个小时，何守杰来到了马志远家。何守杰观察马志远的表情，似乎对自己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，趁着马志远沏茶的机会，何守杰跟到厨房，瞥见厨房桌子上有一杯残茶，趁马志远不注意，他蛰过去悄然一摸杯子，还是热的，说明刚才有人来过，而是这个人应该就是老德。

心中有数之后，何守杰问，“昨天你见过老德没有？”

马志远马上回答，“见过，昨天老德来看我，他在我家喝了一天的茶。”

何守杰听了笑了笑，然后亮出铐子，直接把马志远铐走了。

回到专案组，何守杰向辛强汇报，老德对昨日行踪有隐瞒，具有重大作案嫌疑，建议即刻传唤老德，拘留审查。

辛强没有异议，当即下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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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当天晚上，当老德再次被带到榆林分局的审讯室，何守杰、小冷两位专案组成员联合讯问，要他老实交代昨天行踪，他东拉西扯，拒不坦白交代的时候，“红桃大盗”却在这个时候再次犯案了。

“红桃大盗”再次犯案，辛强和专案组是第二天早上八点知道的。

这起案子发生在与邑庙区相邻的蓬莱区，被抢劫的是上海老字号中药铺“天年堂”。

据“天年堂”老药工老柏讲，昨晚11时许，他和留店值守的店员小朱已经睡下，忽然听到有人敲门，他以为是上门抓药的，便立即唤醒小朱去应门，他自己则赶紧穿衣服起床。

使老柏感到异样的是，小朱去应门后就没有了声响，他匆匆穿上衣服一边往店堂里走，一边轻声唤道：“小朱，是谁呀？”

正待小朱回答，一道刺眼的手电强光已迎面射来，晃得老柏睁不开眼，跟着，一条颇有劲力的臂膊便夹住了他的脖颈，这时候，耳畔传来一声低喝，“不许出声！”老柏觉得脸上一阵寒意，一把匕首在面皮上轻轻划过，顿时惊得他手麻脚软。

接下来发生的，与上两起劫案如出一辙。劫匪将老柏、小朱两人背靠背合绑一处，嘴里堵上抹布，双双拴在店堂的账台上。

辛强问，“劫匪有几个人？”

老柏说，“三个，一律帽檐抵扣，口罩遮面，戴着手套。”

辛强问，“有穿抄电表那身行头的没有？”

老柏说，“没有。”

辛强问，“店里遭劫了哪些东西？”

老柏说，天年堂”有上千味中药，名贵中药不少，且珍藏的很好，有的藏在店堂的账台暗斗里，有的藏在库房角落的大堆草料下面。当时我还暗自忖量，这伙盗贼未必知道那些名贵药材藏在哪里，说不准会来逼问。没想到，这伙盗贼根本不问，像是非常熟悉中药铺子，三人亮着手电，两人直奔后面库房，一个就在店堂里逐个暗斗查看，别说账台，就是角落里的垃圾桶都被他们遍了。

这么折腾了半个钟头后，里面那两个盗贼拎着装满珍贵药材的布袋子出来，外面那个低声问，“里面都查看到了？没遗漏那个角落吧？”

拎布袋的盗贼说，“都翻了，有用的都拿了。还有一些虎骨，我说要拿，他说太沉，不拿也罢。”

店堂里的那个盗贼点点头说，“虎骨就算了吧，不值多少钱。”

三个劫匪作案之后，照例用喷筒在墙壁上留下了一个红桃图案，之后也是不急着走，每人沏了一杯茶，喝了一会儿，不忘把现场痕迹抹掉，这才拎着布袋子，扬长而去。

因为劫匪在现场留下了“红桃图案”，蓬莱分局连夜向市局汇报了该案。不久，市局值班室来电传达了市局领导的指示：如果确认该劫案与邑庙区发生的两起劫案是同一伙劫匪所为，可以由市局协调两区分局组成联合专案组串案侦查。

第二天一早，邑庙、蓬莱分局各指派四名刑警组成联合专案组，邑庙分局还是原先的四人，蓬莱分局的四名刑警是彭文瑞、苏博、老柳和小李。组长仍由辛强担任，彭文瑞担任副组长。

当天上午，联合专案组就三起劫案举行了案情分析会。

会上，组长辛强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他说，邑庙的两起劫案，虽然劫匪都留下了红桃图案，但我有一个感觉，这伙劫匪并非老江湖，他们留下红桃图案，是一种虚张声势，想误导我们的侦查方向。现在蓬莱发生了“天年堂”夜劫的案子，就坐实了这伙劫匪并非老江湖，老江湖都是讲道上规矩的，他们的规矩中有一条是“四不抢”——郎中不抢、药店不抢、邮差不抢、老弱病残不抢。现在这伙盗贼抢了“天年堂”，我很怀疑他们的来历。

彭文瑞问，辛组长具体有什么看法？

辛强说，三起劫案，劫匪作案有个特点尤为明显，那就是得手之后将现场痕迹抹得干干净净，这给人“内行”的感觉，再结合这伙劫匪不是道上老江湖的判断，我有一个看法，这伙劫匪中很可能有旧军警宪特。

辛强的这个看法一抛出来，大家眼前一亮，大讨论的兴致马上就被调动了起来。

彭文瑞说，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。劫匪向老字号中药铺下手，说明他们中间有人非常熟悉这个行当，有销赃的门路，而且他们销赃的门路一定在江浙之外，因为这个行当是通的，昨天“天年堂”被劫了，今天同行肯定全知道了，劫匪没法在江浙地界销赃，只能想法销往外地，这就给我们的排查，提供了一个方向。

何守杰说，虽然“天年堂”昨晚发生劫案的时候，老德被关在我们的审讯室，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之前在他身上发现的疑点，追踪华商的那套行头，以物查人，仍然不能放弃。

小冷说，劫匪销账，也有可能走化整为零的路子，这一点也要严加防范。

龙野滨说，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如果往外销赃，这伙劫匪中会不会有外地人？

根据大家的讨论与分析，专案组决定采取五条措施，推进串案侦查：一是加强对嫌疑人老德的讯问；二是向全市各分局发内部协查通知，对解放后被辞退的原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旧警察作一个统计，将材料送交专案组；三是通过上海市中药行业公会向本市以及外地发出紧急协查通知；四是立刻加强对火车站、长途汽车站和内河、海运码头的布控，严防劫匪转移赃物；五是继续对全市银楼、银行进行布控。

这五条措施，犹如织出了一张天罗地网，案情分析会结束后，专案组成员都是信心满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看守所传来了一个好消息，所长打来电话，说老德主动要求提审。

辛强接到这个电话，跟大伙说，“有戏！”然后直奔看守所。

老德被提进审讯室，一见到辛强，就说，“同志，你们昨天夜里说的坦白从宽政策，肯定还作数吧？”

辛强说，“那当然，人民政府说话算话！你不必有什么顾虑。说吧，12月1日那天你干什么去了？”

老德面色凝重地说，“12月1日我是做了犯法的事，那天我和提篮桥的两个朋友在南京路中央商场倒卖银洋，有好些人能给我作证。”

上海解放之初，由于国民党统治下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，使得上海市民对纸币失去了信心，投机商趁机炒作“黄白绿”——黄金、银元和美钞，其中炒银元最为严重。虽然军管会严令禁止对银元的炒卖，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，但是许多市民心底还是更认银元，炒卖银元的现象屡禁不止。

老德说12月1日他在南京路中央商场倒卖银元，通过观察他坦白时的表情，以及他说出的那一大串可以给他作证的人名，辛强认为他说的是实话，这就意味着华商的那套行头确实被他在外白渡桥的夜市卖掉了，接下来再想以物查人，基本上就不太可能了。

在技术手段很原始的年代，有老警察说过，侦查办案，最终比的是织网的能力以及耐心。有时候，静就是动，慢就是快。

这样的经验之谈，辛强是信服的。因此，老德这条线断掉之后，他虽有些失望，但并不气馁，相反非常具有耐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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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天，也就是12月7日，线索终于冒了出来，而且一下子冒出来两条。

一是专案组成员、蓬莱分局刑警苏博掌握的一个耳目“小癞痢”所反映了一个情况。蓬莱区制造局路有一个姓姚的女子，最近反常露富。这个女子名叫姚瑾，是个三十来岁的寡妇，拖着两个幼子靠在弄堂口摆摊，卖些小百货，艰难度日，但是最近，她不仅换上了一件大红织锦缎棉袄，而且还戴上了两枚金戒指。

另一条线索是上海市中药行业公会下属的“中兴国药行”报上来的。曹家渡的“中兴国药行”是一家专门向中药店批发中药材的商行。12月6日下午，药行正要关门打烊的时候，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，登门要求面见老板。

那天，“中兴”的范老板去苏州办事了，行里的一应事务交由账房刘先生代理。那人见到刘先生后，说他手头有点儿中药，是外地朋友送的，他家里没开药店，也不行医，放着也是放着，想想倒不如让给药行，换几个钱补贴家用。

听到这话，刘先生立即想起了头天行业公会传达下来的协查通知，心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，莫非这人是劫匪，偏偏跑到“中兴”销赃来了。

为了稳住对方，刘先生不动声色，表示要看看东西。

那人听了便从怀里掏出一个两个拳头大小的白布包，里面包着一块麝香、两支野山参、十来枚猴枣。麝香产自西藏，野山参则出在东北或者高丽，猴枣应来自云贵川。一般来说，朋友送名贵中药材，少有把天南地北不同产地的好东西收罗来一并送的，加上眼前这人戴着口罩，压低帽檐，眼神躲闪，刘先生更加认定，这就是劫匪销赃。

生意人讲究和气生气，害怕结仇，遭人报复，因此刘先生不敢硬来，将这人当场拿下。他想了一个稳妥的法子，先给对方一个低得难以接受的价格，迫使其断了跟“中兴”交易的念头，然后指派店里的学徒暗中尾随，看其住在何处，回来再报告公安局。

哪知道，刘先生报了一个离谱的低价，那人竟然不假思索的一口就答应了。刘先生怕那人看出异样，只好硬着头皮将那三样东西收下。

付钱的时候，刘先生佯称账台现钱不够，要去账房里面取，趁此机会，他关照一个在后面做内场活儿的学徒小孙跟踪来人，考虑到来人可能会乘车，刘先生还掏了些零钱给小孙。

小孙很是机灵，一路尾随，未被发现。

那人离开“中兴国药行”后，没有乘车，而是步行十来分钟直接去了曹家渡内河轮船码头。小孙凑近过去假装看售票窗口上方贴着的轮船时刻表，听见那人往窗口里递钱，嘴里说道：“一张青浦。”

小孙当时只有十六岁，但脑筋非常灵光，他担心对方此举是发现被尾随之后耍出的金蝉脱壳，于是就在候船室里待着，直到亲眼看见那人上了去青浦的船，并且等轮船开走方才跑回药行。

拿到这两条线索，辛强当即决定，兵分两路，展开调查。

对反常露富的可疑女子姚瑾的调查，很快得出结果，她最近的露富与劫匪无关，而是因为跟闸北一个五十多岁的资本家好上了，那些东西都是那资本家送她的。

谨慎起见，何守杰、小李二人去姚瑾家仔细查看了，确信她家没有藏匿与抢劫案相关的赃物；之后，他们又拿着姚瑾摘下来的那两枚戒指，请受害人辨认，从而洗脱了她的嫌疑。

对第二条线索的调查，是由辛强亲自负责的。

他带着彭文瑞、龙野滨首先来到了曹家渡轮船码头。通过向码头调度室了解，他们得知，曹家渡、青浦两地之间每天只有一班轮船，早晨从青浦出发，傍晚到达上海；随即上客出发，经一夜行驶于次日清晨抵达青浦。

龙野滨说，“现在我们只知道销赃的劫匪坐船去了青浦，接下来不太好查呀！”

辛强说，“你们注意到没有，根据码头调度室的记录，昨天那班轮船从抵达码头到离开相隔不过四十七分钟，我算了一下，这点儿时间，只够从曹家渡码头来回跑一趟'中兴国药行’，而据刘先生所说，销赃的劫匪至少在'中兴’待了有半个小时，这说明什么？”

彭文瑞想了想，回答说，“这说明销赃的劫匪并不是搭乘昨天那班轮船从青浦来上海的，如果他确是从青浦而来，他应当是坐前天那趟来的，这么说的话，他很有可能在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夜。”

辛强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，于是说，“马上查曹家渡附近的客栈、旅馆。”

排查工作，只要方向正确，有时候并不是大海捞针，而是撒网捕鱼。

这一次排查，因为锁死了目标，进展非常顺利，仅用了几个小时，专案组就从一家无字号，只挂了“住宿”招牌的小旅馆查到了一条重要线索：前天傍晚，有个名叫陆汉益的人，在这家小旅馆住过一夜，他在住宿登记簿上登记的地址是，青浦县城厢镇聚星街五十五号；来沪事由是，采购。

辛强带队循着这个地址追过去，青浦县城厢镇聚星街五十五号竟然是“福诚至中药店”。

看到这个名字，辛强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莫非这又是一条假线索，这个叫陆汉益的家伙根本不是销赃的劫匪，而是盗卖“福诚至中药店”名贵药材的内贼。

通过调查，辛强的预感得到了“残酷”的印证，陆汉益就是“福诚至中药店”的一名伙计，趁着老板叫他去浦东送款子的机会，盗卖了店里的名贵中药材。那些名贵中药材，平常很少动到，他以为老板一时不会发现，结果撞到了枪口上。

线索再次中断后，辛强觉得先前的工作做的有些毛糙了，特意向“天年堂”的老药师问了一个问题，如果再查到可疑的名贵中药材，拿给你们看，是不是你们店里的东西，你们能否认出来？

“天年堂”的老药师说，除非重量相符，否则很难分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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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天傍晚，因为再次扑了空，大家的情绪都有些沮丧，辛强安慰大家，“好事多磨，案子也是这样，大家要有耐心，要有磨的精神。”

当晚，大家无眠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“红桃大盗”居然再次在蓬莱区作下了一起抢劫大案。

蓬莱区的肇周路上有一幢小巧精致的二层洋房，上下一共八间。楼前有一个小院子，栽种着一些花草；楼后有两间平房，一间是堆放杂物的储藏室，一间是厨房；四周围着绿漆栅栏，大门也漆成绿色。据说，这幢洋房的门框上曾钉着一块铜牌，上书“毕阳私邸，未许勿入。”

据查，毕阳此人，是军统精通国际情报的中校特务，国民党败逃台湾时，跟随毛人凤去了台湾。因为走得匆忙，他的老母、妻儿滞留在了上海滩。

上海解放后，华东局社会部根据获得的情报，掌握了毕阳的真实情况，曾派员前往毕阳宅邸去查看。毕阳老母、妻儿表示愿意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，跟毕阳划清界限，并主动上交了家藏的黄金、银洋、首饰和手表。社会部干部根据政策，没有接收这些财物，并且言明，毕宅是毕家祖宅，不属敌产，政府不会没收，如果受到侵犯，还会予以保护。

此后，毕家孤儿寡母，一直战战兢兢、小心翼翼地生活。

不料，灾祸还是降临了。

据毕宅女主人讲，12月8日午夜时分，有三个身着中山装，手持证件，自称是公安的陌生人，敲门闯入，将她们一家三口捆在客厅的桌腿上，然后强迫她说出保险箱密码，将里面的二十五两黄金、二百多枚银洋、十来件首饰、两千多美元以及一块金表，悉数洗劫。

劫完财物，劫匪发现客厅一角的玻璃橱里有饼干听、咖啡罐、奶粉瓶，于是冲了咖啡、牛奶，把两斤饼干吃了精光。之后，他们又从卫生间拿出拖把，把楼上楼下凡是他们踏过的地方都擦了一遍。最后，拿出喷筒，在墙上留下了一个红桃图案，这才离去。

辛强问，“你说劫匪手持证件，自称公安，你看清楚没有，证件上是什么字样？”

毕宅女主人说，“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本本，下方印着一行金字，上海市政府公安局。”

辛强掏出自己的证件，让毕宅女主人辨认。

毕宅女主人仔细看了看，然后说，“好像比你这个本本稍微小了一圈。”

几个刑警都感到奇怪，劫匪的证件怎么会小一圈呢？伪造也应该照着原尺寸伪造啊！这时候，何守杰突然说了一句：“这伙劫匪不会是拿本自行车执照冒充的吧！作案子真是越来越嚣张了！”

说完，何守杰问，“看清这几人长什么样了没？”

毕宅女主人说，“他们帽檐压得很低，戴着口罩，看不清楚。”

短短数日，这伙劫匪连作四案，先是伪装抄表工，现在竟敢冒充上海公安，事不过三，现在不仅过了三，而且第四次还是如此的嚣张，正当专案组成员集体感到愤怒，神经绷得异常紧张之时，火车北站又传来了一条线索——北站分局的反扒便衣抓到一个正在行窃的小偷，搜查赃物时，发现一个小布包，内有名贵中药材羚羊角。

辛强得知消息，有一种强烈预感，“这次准有戏！”

这个被抓现行的小偷，名叫罗三儿，他说小布包里的羚羊角，是从一个旅客携带的挎包里顺手窃得的。辛强看到那羚羊角，从附近一所中学借来天平秤，给羚羊角称重，结果称得重量三两一钱七分，与“天年堂”被劫羚羊角重量一致，从而证实罗三儿所窃的羚羊角确系“天年堂”被劫赃物。

辛强问罗三儿，“你偷的这人，长什么模样？”

罗三儿说，“他在我前头，我看不见他样子，但我听他曾问过别人去昆山在哪里排队。”

罗三儿吐出的这条线索，只要是老侦查都知道，含金量非常的高。

在随后召开案情分析会上，何守杰认为，从受害者康太太等人反映的情况看，有个劫匪带有明显的西郊本地腔，说明此人很可能就是昆山人，他在上海参与作案后，携带分得的赃物回昆山去，不想在火车北站被罗三儿偷了。

龙野滨对何守杰的看法表示质疑，他说，这样看，太绝对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昨夜发生在毕宅的抢劫案又该作何解释？我担心一种情况，“天年堂”的赃物已经转手，罗三儿偷的并非是涉案劫匪。

何守杰说，我们不能太悲观，线索不可能一再假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另外两个劫匪把昆山那个打发回去了，另行又物色了一个同伙？

两个组长辛强、彭文瑞没有参与争论。在辛强看来，这条线索底下有没有大鱼，必须把线拎上来看，所以下一步必须找到这个携带羚羊角，买票去昆山的人，但问题是，昆山是个县，仅县城玉山镇就有四万人口，人海茫茫，究竟该用什么办法，才能把这个没有任何特征的嫌疑人拎出来呢？

彭文瑞说，那个昆山人进了北站候车室，居然要打听从哪个检票口进站，说明他难得来一趟上海，极可能是乡下人。这种人参与红桃大盗系列抢劫案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跟班样的小角色，是个从犯，而主犯对上海地界非常熟悉，一定是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。前面，辛组长提到一点，我认为非常重要，劫匪中很可能有旧军警宪特。我在想，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，既然这个昆山人不好查，那我们就去查跟昆山有关联的旧军警宪特，我认为，他跟昆山一定有关联，那个昆山人极可能就是他召来上海，参与抢劫的。

彭文瑞的发言，让辛强激动不已。

其他人也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。

案情分析会就此结束之后，专案组立即查阅了各分局提供的资料，结果发现解放后被辞退的旧警察中昆山籍的一共有四人，分别是新城分局、杨树浦分局、卢家湾分局和蓬莱分局的。

其中，蓬莱分局的老宋，五十八岁，患有严重肺结核，长期卧床，现已不能下地，因此可以排除；杨树浦分局、卢家湾分局的那两个已经找到新工作，一个在“春兴米行”当伙计，一个在“正泰纱厂”看门，经查这二人均无作案时间，也可以排除。

而新城分局被辞退的那个叫袁晓墨的旧警察，没有查到其下落，连住在哪里都不清楚，十分可疑。

苏博、老柳前往新城分局深入调查，袁晓墨的具体情况很快浮出水面——袁晓墨，现年三十九岁，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人，出身小摊贩家庭，十六岁到上海法租界的煤球厂做学徒，后来混进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做了一名“包打听”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上海沦陷后，日本人接管租界巡捕房，华捕中凡是爱国的都主动辞了职，但袁晓墨没有，相反他卖力地为日本人办案，还曾被借调到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“七十六号”，充当探子打手。

抗战胜利后，袁晓墨一度失业，但两个月后又经人介绍混进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新城分局，作了一名警察。上海解放后，军代表审查留用警察档案，发现袁晓墨在“七十六号”干过，立即将其划掉。

袁晓墨被辞退时，因为没有房子，所以他的户口是“袋袋户口”，这就造成了他现在的下落不明。

怎么查这个人？

旧警察出身的何守杰又出了一个好主意。

他说，在过去，警察在上海滩不算什么，但要是小地方出来的，回去那也是不得了的，说是光宗耀祖也不为过。以前他回松江泗泾镇老家就是这样，不光亲戚朋友纷纷登门探访，就是镇上的警署，那几个警察也要请他去饭馆吃一顿酒。袁晓墨也一样，昆山县玉山镇人肯定有不少认识他，并且知道他的一些事，尤其是镇上谁是他的亲朋。现在，既然袁晓墨下落不明，那我们可以把彭组长先前的建议再调转一下，既然本主不好查，那我们就反过来去查他在昆山有哪些亲朋。如果在火车北站被偷的那个嫌疑人确是昆山人，那他肯定跑不了，说不好一锄头下去，就挖出来了。

这一段，是这个案子最精彩的地方。

一个迂回之后，又是另一个迂回。

简直妙不可言。

按照何守杰的这个办法，专案组随即赶到昆山县玉山镇。经查，昆山确实有一个叫袁晓墨的旧警察，以前住在太平桥一带。他的父母早死了，现在还有一个姐姐叫袁晓玉，嫁给了渔行桥畔的一个姓俞的木匠。

何守杰问镇上的老人，“袁晓墨以前回来过没有？”

镇上的老人说，“他父母死的时候回来过，那时他在巡捕房当'包打听’，回来的时候，风光的不得了。日本人占领上海后，他在'七十六号’当狗，也回来过，好些人巴结他，托他照应。”

何守杰问，“袁晓墨在昆山除了姐姐，还有没有其他亲戚？以前回乡，他跟谁走动得比较多？”

镇上的老人说，“袁晓墨跟他姐夫的亲弟弟走的近，那人叫'申公豹’，脖子有点歪。”

据查，镇上老人口中的“申公豹”，名叫俞北昌，现年二十八岁，是个竹匠，嗜酒好赌，名声很坏，具有很大的嫌疑。

专案组决定，立刻传唤俞北昌，同时对其住所进行搜查。当专案组来到其住址时，俞北昌却不在家，问邻居，谁也说不上他去了哪里。

辛强当机立断，开锁搜查，然后守株待兔。

在俞北昌家，虽然没有发现赃物，但搜出了罗三儿作案时接触过的那个八成新的拉链挎包。这就把所有的线都连上了。晚上八点，俞北昌一身酒气地回来了，当即就被专案组铐上了。

在审讯室，专案组五名成员摆开场面开审，俞北昌一看这阵势吓得瑟瑟发抖，然后就全部撂了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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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月前，俞北昌跟两个竹匠去青浦县东侧的徐泾做工。干了十来天，想到徐泾离上海市区不过三四十里地，他便去了上海，想找袁晓墨玩玩。不料，兴冲冲地赶去新城分局一问，门卫室说这个人已经离开了，去了哪里我们也不知道，他只好悻悻而归。

回到家里，俞北昌却意外地收到了袁晓墨的一封信，一看时间，这封信已经寄来一个星期。在信中，袁晓墨叫他有空来上海一趟，并且给了他一个住址，江宁区中正北二路镜子弄29号，末了，袁晓墨还特别强调，如果最近不打算来上海找他，也请去封信告知一下。

俞北昌一向崇拜这个拐弯抹角的亲戚，看这封信的内容，他觉得袁晓墨找他必有好事，便急不可耐地来到上海，找到了中正北二路镜子弄。

镜子弄29号的房子是袁晓墨一个叫史鼎骁的朋友的，此人出身中药商世家，过去也干过“包打听”，眼下在做木材掮客。

袁晓墨见俞北昌还在做竹匠，倒也干脆，他问俞北昌，现在上海滩情况非常混乱，是浑水摸鱼的好机会，愿不愿意跟着他俩趁乱干一票？他们干过包打听，当过警察，对警察办案门清，只要出手，那肯定是三个指头捏田螺，笃定。

俞北昌本就不是好人，一听两个大哥要带自己发财，不假思索地就答应了。

袁晓墨、史鼎骁两人对原先法租界以及周边地界非常熟悉，于是决定在邑庙区、蓬莱区动手，就这样康太太和老张两家，成了他们抢劫的目标。

史鼎骁做木材掮客生意，在复兴东路康太太宅子附近有一个交易点，因为脸熟怕被认出来，抢这家时，史鼎骁便没有露面，案子是袁晓墨带着俞北昌作的，抢康太太家时，袁晓墨身穿的那套华商的抄表工行头，确实是在外白渡桥那边的夜市买的。

抢“天年堂”是史鼎骁的主意，他对中药商行和中药都比较熟悉，“天年堂”在蓬莱区，他也不怕被人认出来，所以他也露头了，这个案子是三个人一起作的。

在“天年堂”得手之后，三人在镜子弄29号闭门不出，躲了几天。12月6日，袁晓墨见外面没有动静，对俞北昌说，明天你先回昆山去，离开的时间长了，容易引起怀疑。黄金、首饰、银元现在还不能动，药材你带一部分回昆山藏好，明年黄梅天之前，争取全部出手。

次日，俞北昌带着羚羊角等部分名贵药材回昆山，不料在火车北站被小偷拉开挎包拉链，偷走了放在最上面的那支羚羊角。因为害怕袁晓墨责怪他，他并没有写信告知袁晓墨，更没想到遇到个小偷，居然就露了底。

辛强问，“你带回去的那些中药赃物，藏在哪里了？”

俞北昌说，“藏在一个老酒坛中，埋在家屋后的地里了。”

辛强又问，“蓬莱区毕宅被劫案，袁晓墨他们两人向你透露过没有？”

俞北昌不解地问，“什么意思？我走后，他们又去抢了？”

观察俞北昌的反应，辛强确定他并不知道这起案子，并没有回答他，因为眼前抓捕袁晓墨和史鼎骁是当务之急。

袁晓墨和史鼎骁并没有意识到已经露馅，当专案组冲进镜子弄29号时，这俩劫匪正哼着小曲在喝大酒。

袁晓墨、史鼎骁到案之后，口供与俞北昌一致，但他们矢口否认作了蓬莱区毕宅那起案子。

袁晓墨说，“一口气干三票，已经算密了，抢完'天年堂’，我把喷红桃图案的模子都烧了。”

辛强听了为之一惊，再一调查，两人在12月8日确有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。这么说来，在专案组的眼皮子底下，竟然还有另一拨红桃大盗？

意识到自己被误导了，辛强带领专案组立即重返毕宅，对现场进行重新勘查。经仔细对比，留在毕宅的红桃图案确与前三起案子的红桃图案有不同之处，这说明有另一拨劫匪在假冒袁晓墨犯罪团伙。

12月10日晚上，根据这预料之外让大家感到惊愕的突发案情，专案组再次召开了案情分析会。会上，辛强着重强调了一点，因为这个红桃图案，我们被严重误导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很可能忽略了这个案子的诸多细节，因此重返毕宅，走访受害人，仔细梳理每一个细节，尤为必要。

12月11日上午九点，辛强带领六名专案组成员重返毕宅。那天毕家的独生子、十岁的毕学勤正好在家，而劫匪抢劫时，毕学勤也在家，而且与劫匪还有过接触。

这给辛强带来了灵感。

辛强问毕学勤，“对那三个强盗，你还有印象吗？”

毕学勤脱口而出，“他们太坏了。”

辛强问，“怎么个坏法？”

毕学勤说，“他们把我的饼干全都吃光了，那是妈妈从南京路泰康公司买来的奶油夹心饼干，可好吃了。我平常都不舍得吃，他们一块都没给我留下。”

辛强问，“他们吃你饼干的时候，说话没有？”

毕学勤说，“其中一个边吃边说好吃，后来他又说，一吃就知道这是泰康的饼干，不过质量已经不如以前了，以前泰康的饼干，放的白糖是台湾糖，现在台湾糖没了，只好用福建糖，福建糖不如台湾糖，我一吃就吃出来了。”

毕学勤的这句话，引起了辛强的注意。

那年代，泰康的饼干是高档货，奢侈品，即便家境不错的人家，也只是偶尔吃一下，有条件长期吃，一口就能吃出它味道的，绝对是少数。

凭借这一点，辛强认为，劫匪中那个点评泰康饼干的一定是泰康的老客户，而且是现在已经落魄，再也吃不起的老客户。

想到这里，这个劫匪几乎已经浮现在了辛强的脑海里。

通过调查泰康公司的客户档案，走访销售经理，有个叫潘量斛进入辛强的视野。此人出身恶霸家庭，其父潘恕是“一贯道”骨干分子，抗战后期开过两家商店，解放战争期间将自己经营的商店作为国民党特务的秘密联络点。

上海解放的第三天，潘恕被军管会逮捕，不到一个月即被处决，其家产先被查封，清点后作为敌产全部没收。

潘家没倒之前，潘量斛常年吃泰康饼干，直到被抄家没产。

辛强认为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锁定。

潘量斛是个纨绔子弟，到案之后，很快招供——家破人亡之后，他既仇恨新世界，又吃不了苦，听说邑庙出了红桃大盗，他仔细去打听了，然后就纠集两个结拜弟兄汪横、陶仰石假冒红桃大盗，作了毕宅抢劫案。

辛强问，“作案时你手持的市局派司是怎么回事？”

潘量斛说，“那是我新领的一本自行车执照。”

大家听了，内心颇为感慨。

至此，红桃大盗系列抢劫案历经“千转百回”，终于圆满告破。1950年春，上海市军管会对该系列案作出判决：袁晓墨、潘量斛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；其余四人分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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