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资平台排名前10名至此甘草节介的故事大致讲述完毕

时隔两三年（老演员了哈），终于可以来谈谈这个话题了~

记得在某篇专门写甘草的文章里，我曾提到过一则蒲辅周的经典案例。

某人痰饮，咳喘，痰稀，短气，背寒，不欲食，小便不利。前医用苓桂术甘汤，照理说此方对此证是比较妥帖的，应该没啥问题。但病人服用后虽整体症状有所减轻，但小便不利仍没有得到丝毫改善。

于是该前医来请教蒲老，想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蒲老看过处方沉思片刻后，让前医把甘草从6克减少到1.5克，并表示这样应该就可以取效了。前医照办，病人服用后，小便当即通利~！

相信也确实会有不少读者，读到过误用过用甘草导致尿潴留的诸多报道。

我们一方面普遍认为甘草有通利小便的作用，比如张锡纯就曾说过甘草尤其是生甘草能很有效地通淋利水消肿。他还记载过他的一位友人魏紫绂，“每日将甘草置于茶壶中泡水饮用，十日后发现大小便次数增多”。

但另一方面又有诸多记录表明，甘草会导致小便闭塞。同样还是张锡纯，就另外有写过一句，看似与上文相矛盾的话，“肿满之证，忌用甘草，以其性近壅滞也”。

别说清末民初的张锡纯了，就连咱们医理完整的李东垣笔下，也是一会儿说要加甘草，一会儿说要减甘草，一会儿说要去甘草，一会儿又说要保留甘草…但估计他所说的实满实胀虚满虚胀，大家也基本感觉不出来其中区别到底在哪里…

而且，甘草生津补气，而温病发热中尤为消耗气津，可是我从诸多温病学家的临床自拟方来看，仍是不用甘草的比例占了绝对优势。

于是，问题就来了~~~

甘草，究竟是利小便的，还是闭小便的？

人们目前对中药药味的作用有个非常普遍的误区，即以剂量来划分，比如认为小剂量与大剂量的作用，往往相反之类的。

其实，每一味中药药味的作用，如果呈现相反的作用结果，其核心机制并不在于剂量大小。

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甘草最终起到何种效果呢？

咱得先从“甘草节”的故事说起~~~

话说我在通读楼英编撰的《医学纲目》的期间，古人源源不断地震撼着我的心灵。我曾为此写过威灵仙，也为此写过槟榔，现在来为此准备写下甘草。

之前介绍过朱丹溪是如何使用青皮这味药的，但当时我未曾留意过，丹溪在治痈疽包括乳痈时，凡是使用甘草，大多用的都是“甘草节”。

比如他治某人背痈，用的是“麻黄桂枝汤，加酒黄柏、生附、瓜蒌子、甘草节、羌活、青皮、人参、黄芩、半夏、生姜”；又比如他治某人乳痈，用的是“青皮、瓜蒌、橘叶、连翘、桃仁、皂角刺、甘草节，或加参、芪”。

我是后来读到《医学纲目》的摘录时才惊觉，其中用的都是“甘草节”。而且才注意到，丹溪对其治疗痈疽使用甘草节所给出的理由是，“行污浊之血”。也就是说，“甘草节”在痈疽诸方里的用处，对于丹溪而言相当于滑石桃仁之类。

随后我查遍丹溪用方，发现他将甘草节主要用于：痈疽（包括乳痈）、便毒（隶属于痈疽疮疡一门）、痘疹成脓。

这一发现勾起了我浓厚的探索欲，于是我紧接着检索了诸多对丹溪形成巨大影响的前辈们的作品。最后锁定其对“甘草节”的运用，应该主要是沿袭自南宋的大医家陈自明。

陈自明比李东垣小十岁，生活在江南的南宋。他留下了对元明两代医家们影响巨大的两本书，《外科精要》与《妇人大全良方》。

朱丹溪曾就前者写过一本《外科精要发挥》，在明中后期的某人撰了本《外科发挥》后便彻底散佚，就此消失不见了；而后者对于朱丹溪的影响之深，更是体现在丹溪所有的拟方用药里。

在《外科精要》里，甘草节毫无意外地被运用在了诸多痈疽治方里，比如柞木饮子、六味车螫散、神效栝蒌散等等，其中有部分用方是摘录自许叔微的《普济本事方》；而在《妇人大全良方》里，甘草节则出现在了某“治白带下”的方子中，从药味组成还有茅花、棕榈灰、莲叶，制末并以酒送服来看，甘草节这里是共同形成了通利湿热瘀滞的作用。

与丹溪几乎同时代的元代大医家危亦林则有一本《世医得效方》，其中使用甘草节的治证范围要更广些。有疔疮、瘰疬、痔疮、肺痈、肢体痛痹、红白痢、湿浊精漏等。但终归不离于：①通行体表经脉，如《外科精要》所用；②通利湿瘀，如《妇人大全良方》所用。

大概是因为甘草节在元代大医家手里被广泛运用于痈疽一门，因而楼英在编撰《医学纲目》时，索性把大家都熟知的“千金托里散”里的甘草，直接写成了甘草节：“黄芪、厚朴、川芎、防风、桔梗、白芷、连翘、芍药、官桂、甘草节、人参、木香、没药、乳香、当归，为细末，每服三钱，酒一大盏，煎二三沸，和渣温服。”

好了，既然你说甘草节在以上的运用中是为了通利经脉之气、通下经脉之邪的，那以什么来证明你取得成功了呢？

古人用结果来说话。

或是服用后“达表”了，比如若是处于体表层面的痈疽则以彻底透发出表，或是已透发的开始溃消为验；或是服用后，位于下焦的瘀浊则以取得利下浊物为验。

比如《外科精要》的“柞木饮子”，服用后“未成自消，已成自溃”；《外科精要》的“六味车螫散”，以“下恶血”为验；《外科精要》的“忍冬酒”，以“大小便通利为度”；又比如朱丹溪用来治“便毒”（谷道前后所生的痈疡）的某方，“以泻为度”。

正如我在威灵仙与槟榔两篇中所提到的那样，你总得有个可以验证的结果吧。达表，是卫气外达阴火外解的结果；利下，是气行则污浊行的结果。既是病理产物外达的标志，更是卫气羁留得以解除的标志。

但，是不是用了甘草节，就能取得解除卫稽的效果呢？

我们可以看到，以上提到的诸方中，药味配伍互相之间的差异非常大。

先来看朱丹溪的，有麻桂附配伍甘草节的，到用归桂青皮配伍甘草节的，再到最后以寒凉为多配伍甘草节的。比如他某治乳痈的两方，一个用上了煅石膏瓜蒌子等，另一个用上了大黄天花粉等，来配伍甘草节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两个偏凉的方子，丹溪一个用的是以酒姜汁来送服，另一个用的是以酒来制成丸；

接着来看《外科精要》。有纯用酒来煮的，有酒水各半煮的，再到最后仅用芳香化湿药来配伍甘草节，如“柞木饮子”；

再来看《世医得效方》。从用一众辛温药再加酒来配伍，直到以一众甘寒来配伍甘草节。仍须提一下的是，即便到了最后以一众甘寒来配伍，古人仍特意制成了“细末”，并以“热汤”来送服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是以一众甘寒+散剂形式+热饮形式，来进行配伍的。

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古人配伍甘草节的药味差异会那么大呢？

我们不妨来看看朱丹溪在什么情况下，会主以凉药来配伍甘草节。

在乳痈一门中使用寒凉药时，他说的是“阳明之血沸腾”，“热甚”；在痘疹一门中使用寒凉药时，他说的是“表实血热”，“凉血为主”；在痈疽之附骨痈一证中使用寒凉药时，他说的是“热在血分之极”。

当然，仍旧要同时再提一句，即便是那“热在血分之极”，丹溪仍以青皮来佐甘草节来共同使用的。

总结丹溪之言，古人在以凉药为主配伍甘草节时，用本号今年年初的语言来说，是卫气线之虚实情况呈现为“实盛”；用本号最近的语言来说，是经脉之气通行极盛，即气+阳+为显。

由于经脉层面已经气+阳+为盛，因此，人体气机状态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众辛温药了，也就不必也不应再额外过多使用了；反过来说，若是人体两线的格局中，本身已处于气-阳-为主，那就应该以相应的药味与服用法等手法，来补足缺失，精准纠偏两线格局。

我们不妨再回头验证下，古人是否皆是如此。

朱丹溪使用麻桂附来配伍的医案中，刚好处于寒冬，且病人脉紧，食入则呕；

至于使用众多辛温与补气药的“千金托里散”，其方名本身已经表明是病人正虚而邪气难出了；

《世医得效方》里整体组合偏凉的“栝蒌散”证，有“小便赤黄，大便干实”的症状表现；

另外，《世医得效方》里同样偏凉用来直接“取下”的追毒神异汤，对应的是“脉有力者”。不过，在取得通下后，古人表示需要再回过头来，追服一众辛温为主的救苦神应丸。也就是金元时期医家们平常会使用的顺序：先以降阴火线为主，再以升卫气线为主；

用了相反顺序的则是《世医得效方》里的桔梗汤，先令病人服用参苏饮或小青龙，之后再服用以整体偏甘寒凉配伍甘草节的桔梗汤。也是确保了在服用桔梗汤之前，卫气线已由虚向实，或者说，经脉之气已开始转盛。

至此甘草节介的故事大致讲述完毕，我们综上可见，其正如朱丹溪所说的那样，有“行污浊之血”的功效。在合理的配伍之下，能有效通利经脉之气，主要针对病理物质之津+血+，并令其最终从二便代谢出去。

也就是肯定了甘草节在满足“兼顾两线，解除卫稽”的前提下，确实有能取得通利下阴的作用。

反过来说，假如甘草节的运用没能满足具体的两线问题，就比如该用麻桂附来配伍的该用酒来配伍的，却使用了一众寒凉；又比如该主以寒凉来配伍的却过用了辛温…那么即便使用了有“行污浊之血”功效的甘草节，病人服用后就真能有效行气行血么？

是不是反而会因为加重了“卫稽”的程度，而加重小便不利的症状？甚至出现严重的癃闭？

读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我们说的不是“甘草”么？

没错哈。

因为尽管甘草与甘草节侧重的是不同的部位，但在其究竟是通小便还是闭小便的这个问题上，两者是相通的。

同样还是《医学纲目》，楼英在“治瘟疫法”里收录过朱丹溪的一个手法：“用粉草五两，细切，微炒，量病患吃得多少酒，取无灰酒一处研，去渣温服。须臾大泻，毒亦随出，虽十分渴，亦不可饮水，饮水难救。”

细切，以酒研末，且取利为验，只是主角换成了甘草而不是甘草节。

其实，对于《伤寒论》中的炙甘草汤，我个人认为古人的本意也还是要以之来通利经脉之气，并“行污浊之血”的。所以，在以甘草为君药的同时，还使用了大量的活血药，以及，大家往往会忽略的“酒煮法”。古往今来，我相信应该会有一部分血脉瘀滞的病人，在服用酒煮的炙甘草汤后，取得黑便通下的情况。

另外，我们也都知道，甘草有解毒的功效。《证类本草》整个儿介绍甘草的内容里，甚至几乎全是关于用甘草来解毒的。

而我上文中唯一未提及的关于“甘草节”的运用里，正是用来解毒的。比如《世医得效方》里的以“黄连、甘草节浓煎”来“解诸毒”；《本草纲目》里有以绿豆赤小豆黑豆与甘草节来“疏解热毒”的“扁鹊三豆饮”。

但需要在这里提醒注意的是，自古以来，用来解毒的，并不是只有甘寒药。本号以前介绍过，古人也有用生姜葱白之类的来解毒的。因此，并不是所有“中毒”的情况都能用甘草或甘草节来解。

这是因为，只有能改善经脉之气的通行状态，能趋向于解除卫稽的，才能取得透发毒邪或通下毒邪的结果，也才能因此真正解毒。

所以在《证类本草》里古人写明了，服用甘草解毒后往往会自行吐出毒物。否则，仍是要以吐下法来令毒邪排出，比如“用稀涎散吐之；若在腹中作楚，急服雄黄丸泻之”（《《世医得效方》》）。

今年上半年我曾总结过《伤寒》《金匮》里所有的利小便方，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大多都包含甘草这味药。不过与上文中的甘草节一样，古人的配伍跨度是非常大的。或是以一众辛温，或是整体偏寒凉。但为什么都能取得通利小便的作用呢？正是在于其拟方刚好吻合了病人具体的两线格局。

于是，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。

蒲老修改甘草用量的那案，从6克改为了1.5克。这说明，前医所拟的整体处方，相对于那位病人具体的两线格局来说，仍然是助卫气线之“气阳”方面稍有不足。因此，无法精准矫正两线问题，也就无法彻底解除卫气稽留。卫稽得不到解除，小便就无法恢复通利。

而张锡纯虽然更侧重于甘草能通利小便这一方面，但我们不可忽略的是，他在使用甘草来利小便时，通常都会事先将甘草“轧细”，另置一旁，待汤药煮好后，来送服生甘草细粉末。

张锡纯只说了这样能更好地发挥甘草利小便的作用，实际上我们现在应该知道，他用的正是上文古人使用过的手法：散剂+热饮。

古人为了更好地取得通利小便的功效，尤其是在药方整体偏凉时，往往会用热汤送服散剂。比如仲景的文蛤散与五苓散，皆是如此。

所以我在上文中特意点出了，古人即便在主用甘寒来配伍甘草的时候，也会同时辅助使用各种手法，比如以酒以生姜汁来送服，比如以酒来制丸，比如以散剂热饮，比如以辛散行气药如青皮来辅佐…等等。

按本号以前的语言来说，是为了保留最基本的外达张力；按本号现在的语言来说，是为了不令寒凉药先行一步困住经脉之气，导致经气厥逆，加重通行不利。

其实，“通/闭小便”机制相通的，还不仅仅局限于甘草甘草节，以上说法至少可以推衍至麦冬地黄等一众生津补阴药。

就比如说本号曾提到过的《千金方》里的“麦门冬酒”，假如古人只用麦冬而不用酒，那么，孙真人所说的服药后或得皮肤遍体发疹或得通下黑便，还有没有可能会出现？即便会出现，那出现的机率是不是要比古方低得多？甚至，即便真出现了发疹或黑便，都很可能并不是卫稽解除的结果。

因为，发疹也好，通黑便也好，都隶属于气液疏泄，就都可以“一分为三”。古人以透发或通下为验，是气行则N行的良性循环；但倘若用药与两线格局相违背，却取得了某类的气液疏泄，则大概率是加重了“卫稽”，陷入“复气”的恶性循环。

所以，尽管王孟英完全继承了温病前辈的“卫气营血”的理论，但对于犀角地黄汤，他表示当时的医者们往往会误用此方而导致病人死亡。

原因就在于，同样表现为发热，同样类型的气液疏泄，其背后的两线格局各自都是不同的，彼此差异跨度会非常大。

更何况，古人用此汤还是会以结果来说话，“须取尽黑物为效”（《活人书》）。

尽管我们说得黑便下，须分良性恶性循环，但你服用后出现了二便闭塞，既无污浊下，小便更难通利，那你说要治的瘀血败血浊血，即便只是血中无形之热，究竟要从哪里出来呢？！

所以，针对通利小便与否，其关键完全不在于剂量问题，而在于整体用方与具体两线格局是否吻合，以及，两者之间存在多少差异。

就好像生石膏在实验中，先令小鼠心率减慢，后令其增快，其本质也并不是剂量问题！

而是，实验对象本来处于两线平衡状态，莫名其妙输入的生石膏，造成了气-阳-的病理状态。之后随着卫气线愈不升，则进入阴火线愈不降的范畴，呈现出了气+阳+的病理状态。但你若是继续再加生石膏，其结果就是，经脉之气彻底决绝不行而亡。

甘草也好，地黄也好，麦冬也好，这些都是我们认为的生津养阴益气药，即+津+血+气药，但假如使用不当，配伍不当，而加重了卫稽状态，它们反而会变成津+血+气+，即湿滞气滞瘀血等阻碍经脉之气正常通行的病理物质。

现代医学临床在输入白蛋白来扩充血容量后，须跟进使用利尿法。这是因为，随着血浆渗透压的逐步升高，血浆会将组织水分拉入血管，而在本身心肾功能就已经不利的情况下，增加的血容量会加重心肾负担，由此诱发水肿或衰竭。因此，须紧接着配合使用利尿法，来通利小便。

连现代医学临床都已经知道了，+津+血药本身无法确保小便通利。那么，对于人体的运行具有更高维度智慧的我们，则更应该明白：

甘草究竟是通小便还是闭小便，并不是由它本身决定的。而是具体的配伍组合，人体具体的两线情况，所共同决定的！

和兴网-和兴网官网-正规实盘配资十大平台-重庆配资炒股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